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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后复苏过程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率先经济复苏的特点、动因

来源:财经新闻   2018-03-05 09:20:19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率先经济复苏的特点、动因

导读: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却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先走出衰退,并持续复苏的国家。拉动美国经济实现稳健增长的深层次动因应从两个维度加以分析,一是强力的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组合的支持;二是增长理论框架下不同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拉动作用。敬请阅读。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但美国却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先走出衰退,并持续复苏的国家,而且已于2015年末开始步入加息周期。这充分体现了美国经济的成熟,其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持续的内生增长对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力图实现产业升级转型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特点

(一)经济持续温和复苏,稳定而平衡的增长凸显美国经济的良好韧性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在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的强力干预下,美国经济较快地于2009年二季度触底反弹,此后重拾增长,2010-2014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5%、1.6%、2.2%、1.5%和2.4%。总体来看,本轮经济复苏速度较为温和,不仅显著低于危机前3%-4%的增长水平,而且一直未出现前两轮经济周期复苏中的加速增长,但增长的稳定性显著好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


从GDP的分项构成来看,个人消费奠定了经济复苏的基础,私人投资和出口是拉动增长的最大亮点,整体复苏格局较为平衡。首先,2010-2014年间,个人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年均增速2.02%,占比始终保持在67%-68%之间,是美国经济保持韧性的中流砥柱,其中,得益于超低利率和持续走低的油价,耐用品消费增速(年均6.26%)显著快于非耐用品(年均1.71%)和服务(年均1.46%),促使耐用品消费在美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逐年升高,2014年已占到8.67%,较危机前提高1.2个百分点(见表1)。其次,私人投资和出口快速反弹,年均增速分别达到7.72%和5.72%,成为2010-2014年间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截至2014年末,私人投资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达到17.03%,已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较2009年低点增长四个百分点,其中反映私人企业主动扩充产能投资意愿的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更是表现突出,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43%和4.13%。而出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增速整体快于进口增速,有效降低了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截至2014年末,贸易逆差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降至2.77%,大幅低于危机前5.38%的水平。此外,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表现出鲜明的经济增长逆周期调节作用,2008-2010年间分别同比增长2.76%、3.15%和0.07%,此后随财政政策收紧而转向逐年负增长,截至2014年末,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回落至17.78%,较危机前的19.63%和危机最严重时的21.42%均大幅收缩。


(二)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但部分实体经济产业强劲增长,为美国经济由虚向实奠定基础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过度脱实向虚存在的严重弊病,为了给经济结构纠偏,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以“制造业振兴战略”为代表的经济实体化。然而,历经五年多的复苏,美国经济结构较危机前并未出现明显改变。私人部门在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前五大子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制造业、专业与商业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及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由图1可知,危机后不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对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五大子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也几乎没有变化。得益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美国资本市场进入了长达七年的大牛市,房地产市场也实现了与经济的同步复苏,截至2015年6月,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危机前还高出0.3个百分比,制造业占比却减少0.9个百分点。

 

但过去五年中,部分实体产业确实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有望为美国修复实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首先,非常规能源开采技术的全面商业化运用带动石油、天然气等采掘行业实现爆发式增长,2010-2014年采掘业实际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4%,其中采掘支持活动年均增长10%。美国非常规能源行业的快速崛起是后危机时代国际能源市场最重要的事件。


其次,虽然制造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仍未实现突破性进展,但已出现明显的振兴势头。一方面,衰退结束以来,制造业产出已经增长30%,是经济总体增长步伐的两倍,是1965年以来制造业增长快于经济整体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2010-2014年,汽车行业年均增速达到30%,金属制品、机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子行业年均增速达到4%-5%。另一方面,制造业较其他行业竞争力明显增强。2010—2013年制造业人均产值平均增幅3.9%,大大高于同期全行业人均平均产值的增幅(1.9%)。


第三,代表科技创新方向的信息通讯技术生产业仅受到金融危机的有限冲击,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信息通讯技术生产业”包括私人制造业和私人服务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印刷(含软件)、信息和数据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反映了由计算机和通讯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化带来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2009年该产业出现2.2%的萎缩以外,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10-2014年年均增长4%。


(三)服务生产部门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持续下降,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严重


2010年以来,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逐年加快增长,截至2015年末,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355.7万个,不仅弥补了2008-2009年损失的866.5万个岗位,还额外创造了489.2万个岗位。新增就业的持续增长带动失业率从2009年10月10%的高点降至2015年末的5%,已达到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就业的持续增长是促使美联储于2015年12月开始步入加息周期的重要原因。从创造就业角度来看,私人服务生产部门复苏显著快于私人商品生产部门,两大产业类别在2008-2009年损失的就业岗位基本持平(分别损失458.7万个和418.4万个),但2010-2015年,服务业新创造了1217.9万个岗位(见表2),是商品生产部门新增岗位的6.55倍,其中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创造就业能力最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生产部门里,除了采矿业得益于非常规能源快速发展而弥补了危机期间损失的就业岗位以外,建筑业、制造业的就业尚未恢复到危机以前水平,较2007年末仍分别损失95.2和141.5万个岗位。尽管过去五年中汽车、机械等耐用品行业产值增长迅速,但由于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入的提高,对就业的帮助相对有限,因此耐用品行业就业岗位比危机前仍少94.1万个。


但应看到,在失业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也不断暴露。一方面,长期失业问题严重。虽然美国失业总人口到2015年末已降至791.7万人,但失业时间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人数仍高达208.5万人,占总失业人数的26.3%,较2006年末多出近一倍的人数,占比也高出10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参与率仍在62.6%的近40年低位徘徊,说明目前仍有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群不愿意申请工作,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低薪工作增加可能成为“新常态”。美国劳工问题智库及维权组织“全国就业法协会”的报告指出,劳动者生活状况未能与就业同步改善,目前创造的工作大多数是低薪工作,经济衰退期间损失的低薪工作占22%,但后来增加的低薪工作却占44%。


(四)持续的温和通胀走势给美国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2014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前,美国国内物价水平曾一度接近2%的长期目标水平。但此后因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遭遇雪崩式下跌,美国国内通胀压力骤然消减。美联储非常看重的通胀指标——核心PCE同比增速至其2015年12月启动加息时亦只达到1.33%。可以说,2009年以来,美国经历了无通胀压力复苏,这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创造了较为宽松的腾挪空间,在美国经济史上并不多见。


(五)企业盈利增长良好,私人投资持续增长,为美国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减少了5%和18%,但自2009年起便率先复苏,且恢复强劲增长之势,2010年即超过2006年创下的五十多年的最高额,达到14701亿美元。2009年-2014年均增长8%,大幅快于同期经济增速和雇员平均周薪的增速(2.2%)。美国企业利润的强劲增长为美国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对促进投资增长、增加雇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是虽然危机后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危机前还有所下降。但是,从利润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持续增强,在利润总额中的占比显著提高。截至2014年末,美国制造业企业税后利润总额达到3030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930亿美元,在境内企业税后利润总额中的占比达到23.75%,较2006年提升2.75个百分点。而同期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企业虽然在政府一系列救助政策和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持下,盈利水平于2010年以后也不断增长,但截至2014年末,尚未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在境内企业税后利润总额中的占比从13.6%下降到10.93%。


(六)私人部门和金融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


2001年以来,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发展促使美国私人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负债水平快速增长。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居民部门负债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100%,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已升至120%,美国投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50-60倍。危机后,美国私人部门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2009-2012年,美国家庭部门负债率持续下降,到2012年末已降至9.87%,此后小幅反弹并保持基本平稳,表明美国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已基本结束。

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因

结合上述美国经济复苏的特点,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剖析本轮危机后拉动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并领先于所有发达经济体实现稳健增长的背后动因。第一个维度来自于政策面。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在第一时间放弃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旗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成为推动经济摆脱衰退,重回增长的重要基础。第二个维度来自于增长理论框架下不同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拉动作用。


(一)强力国家干预之财政和产业政策


1.阶段一:紧急救助计划


从08年10月到09年3月的短短五月时间内,美国政府连续推出了四项金融和经济救助措施。包括旨在化解市场流动性危机,解救深陷破产阴影的金融机构并阻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旨在通过为消费者减负、救助失业者、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尽快刺激经济反弹的总额达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恢复金融系统稳定和恢复信贷活动的新一轮金融业救助方案,以及旨在稳定房价、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购房人的共计2750亿美元的“房屋业主支持与稳定计划”。上述救助措施直面危机下的四大敏感领域:危机暴风眼(房地产)、金融稳定、弱势的普通民众和最有效的经济刺激(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在短时间内出台针对性如此强的救助政策,尤其是还需经过复杂而冗长的立法程序,凸显了美国政府在面对重大危机挑战下的高效。


2.阶段二:旨在创造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


虽然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日益严重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消费和投资失衡,集中表现为经济中的高杠杆和实体经济占比持续下滑。为了解决上述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拉动就业增长,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2010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了以《制造业促进法案》和“出口倍增计划”为标志的“再工业化”战略,借由一系列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来吸引先进制造业回归进而带动出口增长。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支持技术创新。奥巴马政府投资先进制造业研发及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税收优惠,特别是加快设备折旧和研发活动永久性税收减免等,支持制造业科技研发和应用。二是改善美国投资经营环境,鼓励和促进制造业“降低外部,增加内投”。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公司税制进行了改革,在降低公司税率的同时,终结了企业外包海外的税收优惠;通过实施“选择美国计划”,着力改善美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以吸引外国企业赴美投资。三是为美国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条件。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谈判,启动多边服务业协议(PSA),旨在达成更高标准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企业进一步拓展亚欧市场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同时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意图将“美国制造”的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


3.阶段三:两党博弈下的财政紧缩政策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强力财政政策支持,加之危机期间财政收入的大幅缩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日趋庞大。财政赤字从2007年1607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1.4万亿美元。随着美国经济步入较为稳定的复苏轨道,财政问题逐渐上升为美国两党政治对抗的焦点,纷争愈演愈烈,导致美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自2012年开始转向,2012-2014年联邦政府消费和投资连续三年分别拖累经济增长0.02、0.11和0.04个百分点。在持续财政紧缩下,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率从2009年的9.8%已降至2015年的2.5%。


总体来看,美国财税和产业政策对于帮助美国经济快速走出衰退,恢复稳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清晰的“衰退(危机)—介入—复苏(增长)—退出”运转节奏凸显了美国政府在政策运用上的成熟。尤其是相比于欧元区国家间政策的相互掣肘和日本政策的短效性,美国财政政策在本轮危机中的正面干预效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由此而引发的严重后遗症——美国政府的天量债务则为未来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2009-2014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从52.4%增长至74.08%。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不断增大的利息成本和医疗保障支出将持续推高美国债务总量。即使在未来25年不再发生严重的危机事件的假设下,到2038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增长到100%。特别是在当下美国已步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天量国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二)强力国家干预之货币政策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快速连续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到2008年12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被降至零附近,常规货币政策已处于失效状态,面对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美联储不得不转向非常规货币政策。以三轮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成为此后几年中美联储履行其“在保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充分就业”的双法定职责时所依赖的核心工具。


1.量化宽松政策


美联储分别于2009年1月、2010年11月、2011年9月和2012年9月推出QE1、QE2、扭转操作和QE3。经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资产规模从2008年末的2.24万亿美元最高扩张至2015年初的超过4.5万亿美元。美联储大胆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摆脱流动性陷阱的束缚。在利率降至下限而银行体系信用扩张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联储借助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行为来绕过银行部门直接向实体经济增加货币供给,以达到助推实体经济复苏的目的。具体来看,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以下几方面作用明显:第一,大幅度压低了长期利率水平。通过资产购买行为降低市场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预期,从而促使真实长期利率下行,以保护美国国内资产市场价格。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包括扭转操作一起,共拉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80-120个基点。同时,量化宽松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从2009年初到2014年QE3终止时,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共计上涨216.6%,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也促进了私人消费的改善。第二,通过大规模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债务和MBS,一方面压低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为抵押贷款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有利于按揭贷款市场发展,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复苏。2011年以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步回暖,成屋销售开始稳定在400万套/年以上,新屋开工数逐年增长,标普/CS房价指数亦从2011年的危机后低点(134.07)增至2015年10月的182.83。第三,美联储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行为在美国国内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国内金融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为联邦政府到期债务置换和新债务发行节省了大量利息成本。这种对财政的支持对于维持国内外公众对美国联邦财政体系的信心至关重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政府降低了主权债务风险。


2.以前瞻指引为代表的市场沟通政策


经济衰退削弱了公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而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又加大了公众对中长期货币政策走势的预测难度。因此,美联储把“沟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突出“前瞻性”,并根据形势进展,不断丰富沟通的形式和所使用的语言。借助市场沟通,美联储成功降低了私人部门对未来短端利率水平的预期,从而带动长端利率下行,使得市场的中长期预期与美联储保持一致,减少“意外性”,在缓解金融市场紧张情绪的同时,推动信贷市场等恢复政策运转。


总体来看,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美国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的货币环境,成为促进投资、居民财富和消费增长的重要政策支持。但是如此大规模、超长期的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并非没有代价。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坦言: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可能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机制,同时,公众会形成对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心理依赖,进而降低公众对美联储在合适的时间突出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心。自2013年二季度伯南克开始谈论退出QE以来,国际市场已出现多轮动荡。尤其是2015年末,美联储正式开启加息周期,将增大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显示,每一次美国的货币政策大转向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这一次是否能避免仍是极大的未知数。同时,如果美联储不能成功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国经济自身也会受到反噬,可以说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才刚开始显现。


(三)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全要素生产率


2009年以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0.8%,虽然显著慢于1995-2007年的平均水平(1.4%),但同期的德国和日本分别为0.1%和0.3%。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有较好的复苏表现。


美国全要素增长率在危机后增速快于其他经济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对科研投入的长期高度重视使其科技创新能力一直领先全球。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一套以政府、企业、高校和非营利研究机构为基本组成单位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政府极力培养促进科技能力增长的社会环境。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培养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再工业化”战略有力提高了制造业领域的科研投入。二是制造业企业创新步伐持续快于整个经济。虽然制造业仅占据美国GDP的12%,但依然是美国创新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制造业企业雇佣了美国经济中60%的研发人员,并贡献了75%的美国私人部门研发支出,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速度是其他行业企业的两倍。三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整体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虽然危机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较2001-2007年水平大幅放缓,但整体来看,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仍快于其他发达经济体。2003-2011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5%,而同期的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4.0%、2.3%和3.8%。尤其是危机爆发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只在2008年小幅下降了1.93%,此后又率先恢复增长。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定的持续增长恰是美国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


(四)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二:资本


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原因,过去几年中,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得到了有效积累,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首先,资本的来源是储蓄,危机爆发后美国居民部门持续经历去杠杆过程,个人储蓄率和储蓄总额均较2007年以前大幅提升。其次,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过后,其良好的流动性、市场深度和相对安全性使其再度快速成为吸引全球资本的磁石。加之美联储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大量私人国际资本涌入美国资本市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至2015年10月,累计1.59万亿美元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入美国。同时,更能反映资本对实体经济支持的风险投资在过去几年中的投资额也快速增长。2009年风险投资的投资额一度萎缩至200亿美元,此后快速反弹,2013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5年已增至588亿美元,年均增长21.4%。第三,私人企业投资随盈利能力恢复而快速增长。私人投资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到2014年时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其中反映私人企业主动扩充产能投资意愿的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更是表现突出,2010-2014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6.43%和4.13%。


(五)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三:自然资源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探明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于2012年爆发的页岩革命更使得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成为提振美国工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产业本身的投资、就业增长,而且大幅降低了美国经济运行的能源成本。根据测算,2008-2011年,剔除掉高能耗行业后美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占增加值的比例从7.40%降至4.37%,降幅达41%。同时,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在过去几年中快速增长,而原油进口持续减少,促使美国相关货物贸易逆差自2012年以来显著收窄,据测算,2012年和2013年仅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贸易逆差收窄对当年名义GDP增长的拉动率即分别达到0.2和0.3个百分点。尽管2014年中期以来的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跌给美国非常规能源行业带来严重打击,但重点在于,美国已经充分掌握了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商用技术,处于进退有据的战略优势地位。如果未来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升,美国有足够能力保证成本合理的能源供给。

三、基于美国经验的启示

从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拉动力量来看,在未来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方面有以下经验可资借鉴。


(一)保持宏观政策的协调匹配是确保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基础


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经济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强力支持、协调匹配至关重要。具体来看,一是在经济下行期应着力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执行力度,通过有针对性地降低税负来鼓励私人消费,为符合经济转型方向的企业有效减负,同时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用财政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二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总量上的适度宽松,并配合经济转型方向提升宽松精准度。虽然下行周期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但过度宽松却不利于企业降杠杆、过剩产能出清和清理僵尸企业。尤其是当前国内市场流动性总体宽松,并不存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市场流动性枯竭、信贷急速萎缩的状况,因此不需要过于强力的货币政策刺激。更重要的是,需要借助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突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关键领域的政策倾斜。三是产业政策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并保持中长期定力。产业升级往往是一个中长期过程,这需要产业政策也在较长的时间内坚定方向,予以配合。如果我们的产业政策设置科学,准确锁定我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且有广泛商用空间的战略新兴产业,给予长期政策支持,激发民间投资,我们将有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突围。


(二)推进经济转型应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发展


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再工业化”的目的也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着力增强工业竞争力并不代表服务业的重要性下降,恰恰相反,从美国复苏进程来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平衡发展才是经济转型的康庄大道。首先,两类行业发挥的作用不同。强大制造业的目的在于引领世界技术创新,在于创造新经济、新产业,是整个经济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同时高端制造业往往也提供着优质的高薪岗位。而服务业的发展则是经济高效运行的润滑剂,更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力军。危机以来,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商品生产部门的六倍以上,甚至信息服务等部分服务行业就业基本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服务业的稳定发展对于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保证就业至关重要。其次,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趋势日趋明显。比如,任何一个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都需要法律服务、咨询服务、财务融资服务的配套支撑。而且正在孕育中的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特点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需要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大量信息服务的支撑,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度融合发展将是未来经济的一大特点。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应选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之路。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进程中,应充分汲取美国过度“去工业化”及发展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业务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教训,借鉴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具有前瞻性、符合发展大势的政策措施,改造提升制造业,优化三大产业比例关系,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三)着力构建政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为长期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奠定坚实基础


无论是危机中还是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科技创新的重视。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旨在建立全国性的制造业领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提出联邦政府将出资10亿美元,在全国创设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到2014年,这一数字又增加至45家。在这些计划中,政府旨在培养促进科技能力增长的社会环境,政府通过领投前沿的、风险较高领域的科技项目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同时利用税收杠杆、利益分担机制、严格的产权保护等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重视自主创新。这种成熟的、持续运转的创新体系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我国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着力打造融合“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力、科研高校智力支持”的一体化科技创新体系,定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做到“政策上有引导,风险上有分担,谁投入谁获益,知识产权有保护”,从长期战略上坚定支持技术创新,支持科技成果向商业的转化。


(四)平衡不同经济部门的杠杆率,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次贷危机快速蔓延的核心原因之一即在于私人部门过高的杠杆率。过去几年中美国经济的复苏过程也恰是一个杠杆转移的过程,即: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据统计,危机后美国倒闭的大企业数比全球国家加起来的还多,终于将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杠杆从180%降低到160%,家庭杠杆率也大幅下降,而联邦政府债务率则一再突破历史新高。随着美国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如何降低政府债务率将成为未来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中国企业部门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压力,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40%。从美国的经验教训来看,通过逆周期调节使得政府、企业、家庭不同部门的杠杆率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对于维护整个经济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健康至关重要。鉴于中国政府和家庭部门的债务率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债务结构调整上将大力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鼓励家庭部门适度加杠杆,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加杠杆,以实现不同部门杠杆率的转换平衡。但应注意,债务增长具有惯性特点,加杠杆容易去杠杆难,因此对政策引导的技巧会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应避免政府和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而突破安全区;二是应注意协调家庭杠杆率增加与储蓄减少之间的平衡;三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企业或破产清算,或兼并重组,如何避免引发连锁反应下的系统风险和有效安置涉及的失业群体,将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五)多维度保障能源的长期安全


近些年来,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速过快,导致石油和天然气自给率从2008年初的53.6%和100.48%快速降至2014年4月的40.03%和69.74%。长期稳定的能源供给能力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承载力,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力。尽管油价大跌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能源产业遭受重创,并可能由于油价的持续走低而从市场层面抑制新能源的发展,但对于能源应从战略意义去看。原油供大于求的格局不会永久性持续,长期来看,或者是新能源全面崛起以替代化石能源供给,或者仍依赖化石能源,导致油价再度走高。无论哪种情况,美国由于已经具备了非常规能源商业化开采技术,都将具有战略优势,而能源自给能力的大幅提升,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多维度保障长期能源安全。在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加强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基础上,从政策上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美国的经验显示,长期持续而有针对性的财税优惠政策在扶助美国非常规能源产业从萌芽到逐步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利用美国非常规能源领域遭受重创的有利时机,通过跨境并购、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着力引进美国先进的非常规能源技术。此外,还应利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有利格局,着力丰富中国的能源供给来源,并强化中国作为能源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完)


经济危机后复苏过程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率先经济复苏的特点、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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